“197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“1977年，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同志终于回到北京，开始主持工作。
那一年，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，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——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。
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。不论脑力劳动，体力劳动，都是劳动。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……要重视知识，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，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。
当时，报纸上刊登这段话时，我们这些臭老九都哭了。你们别笑，这是真的。没经历过十年批斗的人，是不会理解邓小平同志说这番话的意义。
果然，当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，停了十一年的高考恢复了。将近600万考生踊跃报名参加高考。
考虑到当时教师奇缺，很多考生没有老师去教和辅导，各地印刷厂开始疯狂印刷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，让考生们能够依靠书籍自学成才。
这套丛书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63年联合出版的。《丛书》在文革期间被叫停了，到了恢复高考那年，再次出版，重见天日。
各地的新华书店，一开门，就发现外面排起了长龙。这些人都是准备来抢购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的。
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套《丛书》终究退出了舞台。但它从1977年起，总共发行了7395万册。
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能有这么大的销量，我看，现在的课外辅导书是不可能突破这个记录了。
可见，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渴望知识的。很多年轻人正是在这套丛书的引领下，跌跌撞撞走进了科学殿堂的大门。
可惜，由于1977年的时候，全国的大学储备不够，很多考生落榜了。
当时，二十二名考生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挤上大学。录取率不到5%。对了，现在大学的录取率是多少了？”
“前段时间看新闻上说，好像是93%。”
“一百个考生里，录取九十三个？”
“对。”
“现在的考生真是幸福。时间到了1978年3月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，再次宣告——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、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同时也明确指出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。终于，从那一刻起，知识分子彻底摘掉了戴了十几年的臭老九的帽子。
消息传出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奔走相告，额手称庆。有些人真的是忍不住老泪横流。
1980年10月1日，中央决定，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了。当时又是一大批人激动得大哭，一夜未眠。时代总算翻过了那不堪回首的一页。
到1997年，我们国家申请专利总数首次超过英国，在世界排名第五。2009年超过日本，成为第二。2010年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”
“这比的是总数吧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还是不如美、日。”
“嗯，人均起来，我们现在排第六。但这成绩也是相当不易了。要知道，我们从打倒臭老九，到尊重知识、崇尚科学，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、十分坎坷的弯路。
现如今，我们也在不断缩小差距，估计再过十年，我们的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就可以超过美、日了。当然，这个得靠现在的年轻人去努力。”
“那恢复高考后，教师那么奇缺，前辈你一定是桃李满天下了吧。”
“唉，我就说自己倒霉吧。在恢复高考的前一年。灵山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准备了一桌简单的酒席，欢送我离开灵山中学。
当社会开始需要教师时，我已经离开了教师的岗位。但是不久后，我终于很幸运地抓住了历史的机遇。
1979年，国家开始尝试在深圳、珠海、厦门、汕头办经济特区。1980年，国家又开始推行包产到户。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转变。
1984年4月，国家批准大连、秦皇岛、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，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。1984年10月，国家宣布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。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了。
当时，我和老伴住在天津郊区，跟随继子生活。因为我们夫妻两人没有收入来源，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拮据。
在报纸上，我看到这些报道，心里有些蠢蠢欲动，便和老伴商量，准备去周边农村收一些红薯，烤来卖，让孩子们的负担少一些。
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，市场运行僵滞，流通渠道单一，供应十分短缺。
大部分商品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凭票证限量供应。一些重要的商品，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。
比如，买电风扇要凭票预约，买彩电得千方百计找门路，买自行车必须托各种各样的关系。所以，我当时觉得，烤红薯有钱途。
老伴有些担心，说搞这些是资本主义尾巴，会不会又被人批斗。若在十年文革里，我们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。
我当时说，不会的，你没看报纸上讲了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敢于试验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。
我们烤个红薯，怕个球。再说了，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再不试一试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
于是，我和老伴就开始在天津沿街卖烤红薯。我记得，那是1984年的11月。在整个天津，就我们老两口子在卖烤红薯。
说是不怕，其实我心里也直打鼓。白天不敢卖，只有到了傍晚，才敢推出来吆喝。让我们没想到，不但没人抓，生意还特别地火爆。
第一晚，我们夫妻两人回到家里，看着手中那些钞票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两人数了一遍又一遍，都哭了。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赚钱那么容易。
我们老两口在天津沿街卖烤红薯，对我们的小家庭来说，是迈出了经济好转的一小步；但对当时的改革开放试点的缩影来说，却是往前迈出了一大步。
受我们老两口的影响，天津街道上卖各种东西的小摊子开始多了，有卖服装的，有卖玩具的，等等。
只要自己不浪、不赌，我记得，当初第一批敢于下海吃螃蟹的人，都发大财了。因为，那时候的竞争真的很小很小，不像现在这么卷。
我们在天津卖烤红薯两年多，才出现第二个同行。到了那时候，我们的买卖已经升级了。
我们在天津买下一间临街的小铺子，开始卖各种小吃，不仅仅是卖烤红薯。在国有工厂当工人的继子，继媳妇也辞去了铁饭碗，加入我们老两口子。
1988年，我和老伴把天津的店交给继子打理，回到北京，又开了一家小吃店。那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，这叫在外地市场复制成功经验。
时间来到1992年，北京工商银行朝阳区分行的一个工作人员找上我，说他观察我们的小吃店很久了，称赞我们经营得很好。
还问我，既然生意这么火爆，想不想扩大经营。他说，国家为了支持老百姓创业，现在有无抵押、无利息的贷款政策。你有没有新想法？
我听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真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。于是，我便和老伴、继女商量，说我想贷款，去开一家大饭店。我的想法得到了她们的支持。
几天后，我便把开大饭店的计划和工商银行朝阳区分行的领导汇报了。他们行长还亲自来考察我们的小吃店，觉得可以放贷给我。
在十几天后，无抵押、无利息的贷款放下来了。要知道，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银行的领导。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天上掉下了馅饼。
1989年的1月，我买下了宣武城南长街的四合院，也就是光绪年间，我们家原来那个四合院。
我把它买来，改建成饭店，名称还是叫香喷喷饭店，主打的招牌之一依旧是咸鱼猪肉粥。当然，资金来源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，自筹一部分。
一开张，饭店的生意就红火得不得了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的香喷喷饭店绝对在北京十大饭店之内。
虽然说，改革开放之前的倒霉事，我都碰上了。但是，改革开放的红利，却又都让我赶上。
到了九十年代，我在逛商场的时候，惊喜地发现，商场里开始出现我们中国品牌的商品了。
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商场里摆的全是洋人品牌的商品。
我是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国货一点一点地，在各大商场里崭露头角，从服装、家电到手机、电脑、汽车等等。后来，国货不但在国内脱颖而出，又开始出海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几十年功名尘与土，从一无所有到包罗万象，从无人问津到名满天下。我们的国货当自强，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。
再后来，我妻子去世了。我呢，因为年事已高，精力不济，便把香喷喷饭店交给继女打理，自个去游山玩水，顺便打听咸鱼宗的事情。
我刚到杭州落脚，你们就拿着武侠协会的介绍信，找上门来。我便和你们讲起这些事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