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熙六年，经过三年休养生息，大明帝国如同一个从重病中痊愈的巨人，开始重新舒展筋骨。
内政初步理顺，军事改革初见成效，魏渊的目光，终于越过嘉峪关，投向了广袤而动荡的帝国西垂。
他深知，内安之外，必求外攘，有些历史遗留问题与潜在威胁，必须在他这一代解决，才能为华夏后世打下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础。
他的视线首先聚焦于青海地区。
这片土地此刻正主要由和硕特蒙古汗国实际控制。
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（即瓦剌）四部之一，在其杰出领袖固始汗的率领下，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左右自新疆南下，击败了原本盘踞于此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，占据了青海草原。
固始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，他不仅掌控了青海，更将其影响力深深植入了西藏事务。
目光再向西南，便是西藏。
此时的雪域高原，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。
藏巴汗政权（第悉藏巴）在固始汗的军事打击下已于数年前覆灭，和硕特蒙古人成为了西藏新的世俗统治者，固始汗本人坐镇日喀则，掌握了最高权力。
然而，西藏的宗教格局极为复杂，格鲁派（黄教）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领导下正值鼎盛，与固始汗结成了稳固的政教联盟，以对抗其他教派和世俗势力。
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正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扩建，象征着格鲁派权力的上升。
可以说，西藏正处于一个“蒙藏共治”，世俗权力（和硕特汗王）与宗教权力（格鲁派达赖喇嘛）并存的局面。
将视野转向更遥远的西北，那是曾经的西域。
这里则是卫拉特蒙古其他诸部的天下。
其中，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，正在其雄主巴图尔珐台吉的领导下迅速崛起，整合各部，势力范围以伊犁河谷为中心，囊括了天山以北的广阔区域。
而天山以南的传统绿洲农业区，则由叶尔羌汗国统治，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政权，但其国势已衰，内部矛盾丛生，正面临着来自北方准噶尔部的巨大压力。
再往西，是强大的哈萨克汗国，其与准噶尔部为争夺牧场和贸易路线，冲突不断。
更遥远的中亚腹地，此时则是诸汗国并立的局面。
布哈拉汗国、希瓦汗国等政权控制着河中地区，而南方的莫卧儿帝国正处在沙贾汉统治末期，虽显颓势，但依旧体量庞大。
在魏渊的案头，来自军情司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西垂的危局：一个以和硕特蒙古控制青藏、准噶尔蒙古虎视西域为特征的，全新的、强大的“蒙古势力圈”正在形成。
他们虽非铁板一块，但任何一方崛起，都可能重现当年蒙元南下牧马的威胁。
尤其是正在高速整合、扩张欲望强烈的准噶尔部，在魏渊看来，其未来必成心腹大患。
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”
魏渊凝视着巨大的西域舆图，手指重重地点在标着“准噶尔”和“和硕特”的区域上。
他知道，大明若想真正中兴，不再重蹈“困守长城”的覆辙，就必须主动西向，重新打通并牢牢掌控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战略走廊，将帝国的边疆推进到一个足以保障中原腹地安全的天然界线。
一场关乎国运的西进战略，已在魏渊心中酝酿成型。
明朝中后期，曾经短暂复现的汉家王朝对西域的经略荣光，如同河西走廊尽头的落日般，不可挽回地沉入黑暗。
朝廷对西域的管理，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进取到全面收缩，直至最终失控的漫长过程。
明初，尤其是永乐年间，凭借强大的国力，明帝国曾一度重建了在中亚的影响力。
明成祖朱棣派遣陈诚多次出使西域，招抚诸国，并在哈密、吐鲁番等地设立哈密卫等羁縻卫所，构建了一个以朝贡贸易为纽带，以军事卫所为支点的松散统治体系。
这一时期，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、别失八里等，皆遣使来朝，奉大明为宗主，丝绸之路也曾短暂重现商旅不绝的盛况。
然而，这套体系的维系极度依赖帝国的军事威慑和经济实力。自仁宗、宣宗以来，明朝的国防战略逐步转向保守，固守长城一线的“九边”防御体系成为重心，对遥远的西域则失去了开拓和维持的兴趣与财力。
朝廷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内部的党争、财政危机以及东南的“倭患”。
西域，这片被视为“耗钱耗力”的化外之地，其战略重要性在朝堂之上被严重低估。
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正德、嘉靖年间。
此时，东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日益强大，而蒙古瓦剌（卫拉特）各部也持续西迁，挤压着明朝的生存空间。
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，吐鲁番速檀满速儿攻陷哈密，明朝苦心经营的哈密卫名存实亡。
尽管嘉靖初期，朝廷内部曾有“复哈密”之议，但最终在杨廷和等主政大臣“疲中国以事外夷，非计也”的论调下，收复行动不了了之。
嘉靖皇帝本人笃信道教，忙于“大礼仪”之争和玄修，对西域边事更是漠不关心。
至此，明朝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最后桥头堡，势力全面退回嘉峪关以内。
到了万历朝及以后，明朝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。
庞大的军费开支（如“万历三大征”）、辽东后金的崛起，以及内部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，彻底榨干了帝国的国库。
朝廷连维持辽东和内地战事都已左支右绌，根本无力也无意再顾及西域。
嘉峪关，这座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其意义从一个开放进取的象征，彻底蜕变为隔绝内外、被动防御的“铁门”。
曾经响彻西域的明军号角，被关外呼啸的风沙所取代。
广袤的西域大地，权力真空迅速被叶尔羌汗国、以及后来崛起的准噶尔汗国所填充。
明朝与中亚的直接联系被完全切断，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彻底阻塞。
当魏渊在永熙年间重新审视西域舆图时，他看到的是一片已经脱离中原王朝掌控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地。
那里，蒙古铁骑的蹄印取代了汉家使节的旌节，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覆盖了曾经的汉唐遗迹。
明朝中后期的战略短视与国力衰颓，不仅让帝国失去了广袤的疆域和战略缓冲，更让华夏文明向西的辐射力戛然而止。这段失控的历史，正是魏渊决心必须扭转的沉痛教训。
永熙六年的初春，皇家内阁议政厅内，暖炉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，巨大的红木圆桌旁，帝国的权力核心齐聚一堂。
魏渊端坐元辅之位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心腹：次辅孙传庭、三辅洪承畴，以及群辅魏明、朱以海、郑成功、李岩、黄轩、秦牧阳、杨寅。没有过多的寒暄与铺垫，他直接切入正题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
“诸位，内政稍安，筋骨渐舒。然卧榻之侧，虎狼环伺，尤在西陲。昔日汉唐旧疆，商路古道，隔绝久矣。朝廷之威，不可止于嘉峪关。”
他略微停顿，让话语中的分量被充分感知，继而抛出了核心决策：
“所以，我决定，将亲往西陲一行，实地勘察情势，以定方略。”
厅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，但并非源于惊愕。
在座的群辅们，无论是孙传庭这样的老成谋国之士，还是郑成功这般锐意进取的将领，脸上都并未露出太多意外的神色。
他们太了解魏渊了，在无数次的深夜密谈、战略推演中，魏渊“开疆拓土，重连西域”的宏愿早已深入人心。
他们深知，这位带领大明从废墟中站起的掌舵人，其目光从未真正局限于关内。如今朝廷财政好转，新军初成，正是将蓝图付诸实践之时。
魏渊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，心中欣慰，继续部署：
“这次西行，需隐秘为之，对外我将宣称休假静养。朝中大小政务，皆由次辅传庭兄全权处置，依《宪纲》而行，遇不决之事，可飞马报我。”
孙传庭闻言，立刻起身，肃然拱手：
“元辅放心，传庭必恪尽职守，稳定朝局，以待元辅西巡佳音。”
他的语气坚定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彰显着多年的信任与默契。
“好！”
魏渊点头，目光转向负责军事和情报的几位，
“成功，你的海军需加强东南巡弋，吸引各方注意，特别是台湾方向，尽快对那些荷兰人下达最后通牒，如若不走，那就武力收台！杨寅，西行一路之耳目安全，交由你的系统负责，沿途势力动向，务必清晰。”
“遵命！”
郑成功与杨寅齐声应诺。
负责经济的黄轩补充道：
“元辅，通往西域的商路前期调研与物资储备，商会已着手进行，定不误事。”
看着麾下这群文武干才，魏渊心中豪气顿生。
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远征，而是整个革新后的大明帝国，蓄势待发的西向宣言。
“既然如此，诸公各司其职。待我归来之日，便是大明旌旗西指之时！”
会议结束，众人离去时，眼中大多闪烁着期待与振奋的光芒。他们知道，元辅的这次“西行”，将不再是简单的巡视，而是一场注定要改变帝国版图与命运的战略前奏。
一个比洪武、永乐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正在魏渊的脚下，缓缓拉开序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