邺城，大将军府内弥漫着一股难以驱散的药石苦涩与权力衰颓交织的气息。袁绍半倚在锦榻之上，脸色是病态的蜡黄，眼窝深陷，昔日挥斥方遒、四世三公的雍容气度，已被壶关城下的惨败和缠绵病榻的虚弱侵蚀得支离破碎。然而，那股积郁在胸腔、无处宣泄的愤懑与刻骨铭心的屈辱，却如同跗骨之蛆，日夜灼烧着他的理智。
这份恨意，不仅指向了死守壶关的陈宫、张绣，以及那个令他颜面扫地的吕布，更有一大半，熊熊燃烧向那个他曾视为附庸、甚至暗中鄙夷的儿时玩伴——曹孟德！
“背信弃义！无耻之尤的曹阿瞒！”袁绍猛地一拳砸在柔软的床榻边缘，因用力过猛而引发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，吓得一旁侍奉的医官与侍女面色惨白，瑟瑟发抖。
他脑海中反复翻滚着审配、郭图等人带着明显倾向的禀报：曹操如何不顾盟约，率先从颍川战场抽身而退，致使他独力面对吕布的压力；壶关守军如何利用曹军退兵的消息大肆渲染，彻底瓦解了他大军的士气；若非曹操临阵脱逃，他袁本初的十万雄师，何至于在壶关坚城下碰得头破血流，最终狼狈东归！
“全赖曹阿瞒误我！”袁绍将牙关咬得咯咯作响，几乎要将这个名字在齿间碾碎。他迫切需要一个为这场空前失败承担主要责任的外人，一个可以转移内部视线、勉强维系他摇摇欲坠威望的替罪羊，而率先退兵的曹操，无疑是再完美不过的目标。
“派使者！立刻派使者去许昌！”袁绍喘着粗气，胸腔如同破旧的风箱，对肃立床前、面色同样阴沉的逢纪低吼道，“去质问曹孟德！以我大将军、邺侯的名义，问他为何背弃盟约，私自退兵，致使我军功败垂成！问他可还记得当初在邺城，信誓旦旦所言的东西夹击之诺！问他，面对我河北数万将士的亡魂，他曹孟德，该当何罪！”
他的声音嘶哑扭曲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怨毒与兴师问罪的疯狂。他不仅要质问，更要让天下诸侯都看清楚，他袁绍之败，非战之罪，乃是毁于盟友的临阵背叛！
“主公息怒，万望以社稷为重，保重贵体。”逢纪连忙躬身劝慰，心中却明了此乃必然之举，无论出于情感宣泄还是政治需要，都必须对曹操进行最严厉的谴责，“属下即刻去遴选能言善辩、熟知礼法规制之士，携国书出使许昌，必向那曹孟德问个明白，讨个说法！”
许昌，司空府。
曹操看着手中那份来自河北、措辞严厉苛刻、通篇充斥着指责与问罪意味的绢帛国书，脸上平静无波，只是指尖在“背信弃义”四个刺眼的字上轻轻敲击了两下，随即将其缓缓置于案几之上。
“看来，本初兄是将这壶关失利的罪责，尽数扣在操的头上了。”他语气平淡，听不出丝毫怒气，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。
数日后，袁绍精心挑选的使者，一位以言辞犀利、熟知典故着称的河北名士，昂首挺胸地步入许昌司空府的正殿。他依仗邺城之命，面对端坐主位的曹操，并未表现出过多的谦卑，行礼之后，便依照袁绍的授意，开始了一番义正辞严、甚至可称咄咄逼人的质问。
“曹司空！”使者声音洪亮，回荡在殿宇之间，“昔日在邺，你与我主盟誓，东西并进，共讨国贼吕布！然颍川城下，司空未待我军破关，便擅自退兵，致使吕布得以全力应对我河北雄师，此非背信弃义为何？司空此举，置盟约于何地？置我河北数万浴血将士于何地？今日奉我主之命，特来请教，司空对此，作何解释？！”
面对这劈头盖脸的指责，曹操并未动怒，反而微微倾身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沉重与无奈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声音温和却清晰地传入殿内每一个人耳中：
“贵使且息怒。操，亦知本初兄心中愤懑。然，颍川之事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，还望贵使与本初兄，稍察其情。”
他语气诚恳，开始娓娓道来：“颍川张辽，骁勇善守，其抵抗之顽强，远超预期。我大军围攻数月，昼夜不停，然伤亡日增，城垣难下，将士已然疲敝至极点。此其一也。”
“其二，”曹操继续道，目光坦然地看着使者，“吕布奸猾，不仅固守颍川，更遣甘宁率水贼肆虐淯水、汝水，断我粮道，使我军补给艰难，常有断炊之虞。同时，河内徐晃，趁张合将军回援河北之际，屡屡寇边，兵锋直指兖州，使我侧翼备受威胁，后方难安。更有那刘备，虽如丧家之犬，却仍在汝南不时作乱，牵制我军兵力。此三方受制，内外交困之势，实非操所愿见。”
他将退兵的缘由归咎于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，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丝未能达成盟约的“遗憾”与“自责”。
然而，话锋随即微妙一转，曹操的语气依旧平和，但问题却如绵里藏针：“然，操心中亦有一惑，久思不解，不知贵使可否为本初兄代答？”他略作停顿，仿佛真的在寻求答案，“本初兄坐拥河北十万带甲之众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围攻壶关一隅之地，历时数月，何以……竟迟迟未能攻克？若壶关早破，我军在颍川，又何至于陷入如此苦战，最终力不能支？”
他并没有直接指责袁绍无能，而是用一个看似谦恭的疑问，将导致联盟战略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——袁绍主力未能迅速达成战略目标——轻飘飘地抛了回去。潜台词不言而喻：若你袁本初能迅速拿下壶关，我曹孟德在颍川又何至于独木难支，被迫退兵？
不等使者从这巧妙的反诘中完全反应过来，曹操的神色又转为凝重与恳切，仿佛全然忘记了方才的机锋：“况且，贵使当知，吕布乃我与本初兄共同之心腹大患！其势日涨，其锋日利。若因颍川、壶关一时之得失，便使我二人心生芥蒂，互相攻讦，岂非亲者痛，仇者快？正中那吕布下怀？”
他身体微微前倾，展现出极大的“诚意”：“操，恳请贵使回转邺城后，务必向本初兄陈明此中利害。望本初兄能以剿灭国贼之大局为重，暂且搁置争议。为表操之心迹与同盟之谊，我许昌方面，愿竭力筹措，提供一批粮秣军械，助河北稳定局势，安抚军民。虽杯水车薪，亦是我曹孟德一份心意。”
这一番组合应对，先是示弱解释，将退兵合理化；再是巧妙反诘，将部分责任引回袁绍自身；最后则是高举“共同敌人”的大旗，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姿态，并辅以微不足道的实际“援助”作为安抚。可谓层层递进，软硬兼施，既保全了自己的颜面和立场，又占据了道义的高点，将袁绍的指责化解于无形。
袁绍的使者原本准备了一肚子的斥责与问罪之辞，自恃站在“有理”的一方，打算狠狠折辱曹操一番。然而面对曹操这番看似谦恭、实则滴水不漏，甚至暗藏机锋的回应，他仿佛蓄力一击打在了空处，满腹经纶竟一时无从驳斥。若再强行纠缠退兵之事，反而显得己方气量狭小，不通情理，不顾大局。
最终，这位河北名士只能带着一份曹操“情真意切”、“深明大义”的回复文书，以及一个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的援助承诺，满心憋屈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许昌。
消息传回邺城，病榻上的袁绍仔细阅罢曹操那封看似恭顺、实则推诿责任并暗含讥讽的回信，尤其是读到那句关于壶关久攻不下的“疑问”时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喉头腥甜上涌，几乎又要呕出血来，却终究无可奈何。
经此一番不见刀光剑影的外交交锋，曹袁之间那本就脆弱的联盟已是名存实亡，裂痕深重，再难弥合。双方都心知肚明，未来的中原格局，将是吕、曹、袁三方，乃至更多势力之间，更为复杂、更为残酷的博弈。而吕布，无疑充分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次深刻龃龉，赢得了更为宝贵和广阔的喘息与发展空间。许昌的算盘，再次以其精准和冷静，敲在了关键节点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