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远站在律所门口，手里捏着刚打印好的委托书。李秀芬昨晚签完字后，手一直抖，视频里她按手印的动作迟缓，像是怕留下什么。他把文件折好塞进公文包，转身朝司法局方向走。
清晨的街道还没完全醒，环卫车在路口转了个弯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发出闷响。他没打车，一路走到司法局楼下，玻璃门刚拉开，前台就认出了他。
“又是城南那个案子？”
“是周大山案，”林远把材料递过去，“再审申请被驳了，但卷宗查阅权还在。”
工作人员低头翻了翻登记簿，“手续齐了，但档案室那边说卷宗在升级系统，暂时调不出来。”
“我已经补全了代理手续，也录了当事人视频确认意愿。如果今天看不到卷宗，我就按《律师法》第三十八条申请书面答复。”
对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，终于拿起电话。
档案室在地下一层，灯管老旧，照得纸堆泛黄。管理员从最里侧的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，封口用火漆压过，写着“城南工棚纵火案，2013年结案”。
林远戴上手套，拆开袋子。卷宗一共六十七页，前五页是立案报告，接着是五份讯问笔录。
他把笔录一张张摊在桌上。第一份字迹歪斜，像是用力过猛，每个“认”字都拖着长尾巴；第二份却工整得像打印件，连标点都规整；第三份又变回潦草，第四份再度整齐，第五份——“认罪”两个字的笔顺错了，“罪”字最后三笔是横、点、点，而不是点、点、横。
他掏出手机，一页页拍照，回到律所后贴在办公室墙上。红笔圈出五次“我承认放火”这句话，分别标上1到5。同样的内容，字体结构、起笔角度、连笔方式全不一样。
中午他拨通大学同学王涛的电话：“帮我看看这几份笔迹，能不能判断是不是同一人写的。”
“不能出报告，只能口头说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两小时后，王涛回信：“至少三个人写的。第五份最离谱，‘认’字的‘人’部起笔位置偏移超过三毫米，明显是模仿。真要鉴定，能直接推翻。”
林远把手机放下，打开电脑，调出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两百一十条：讯问笔录应当由犯罪嫌疑人逐页签字确认，如有修改，应在修改处捺印。他翻到卷宗复印件第十六页，第五份笔录末尾有周大山的签名和手印，但整份笔录无一处修改痕迹，连标点错误都没动过。
他又往后翻。第三十二页写着“现场提取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一只，黑色，无品牌标识”，后面再无下文。没有物证照片，没有移交清单，没有指纹鉴定记录，甚至连扣押决定书都没附。
他抽出一张空白纸，画出证据链流程图：火灾发生→现场勘查→提取物证→登记入库→送检比对→归档。每一步都需要文书支撑。可这份卷宗里，打火机从“提取”之后，就消失了。
下午三点，他拨通老周家的电话。
“我想找当年办周大山案的民警。”
老周在那头沉默了几秒，“李建国，退休五年了，住城西纺织厂宿舍三栋。你去也未必见得着。”
“他还在那？”
“门牌没变。但你别指望他说什么。”
林远赶到城西时天已擦黑。老小区楼道灯坏了，三层到四层之间全靠窗外路灯透进一点光。他敲了敲302的门，里面没动静。
等了五分钟，他又敲了一遍。
门开了条缝， chain还挂着。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探出半张脸。
“李建国？我是律师，林远。”
对方没说话。
林远掏出证件递过去。李建国接过，低头看了几秒，才把门关上，卸了 chain，重新打开。
屋里陈旧，沙发上堆着旧报纸，茶几上放着半碗凉透的粥。
“我知道你来问什么。”他坐下来，没让座。
“您当年是主办民警？”
“协办。”
“五份口供，字不一样，是谁写的？”
李建国盯着茶几边缘，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“第五份笔录，‘认罪’两个字笔顺错了，是别人代签的吧？”
“……上面要结果。”
“三天结案？”
李建国猛地抬头，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“周大山说的。”
老人喉咙动了动，没再说话。
林远从包里抽出笔录复印件，摊开第五页，“他不识字，你们念一句他念一句，然后摁手印。可这签名不是他写的，物证也没走程序。一个拾荒老人，怎么就成了宏远劳务的法人？”
“宏远劳务？”
“恒正所的空壳公司，注册地址就是工棚附属房。”
李建国忽然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拉紧了窗帘。
“那天火刚灭，局里就来人，说必须当天立案。现场没勘查完，尸检报告都没出来，就要定性为人为纵火。”他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打火机是在废墟边上捡的，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。我们想做指纹，技术科说忙，拖了三天。等我们再去要，说东西找不到了。”
“口供呢？”
“人带回来就不说话。问十句，答一句。后来所长进来，说了句‘赶紧弄完，别拖’。第二天，笔录就有人送来了，说是预审科整理的。我们没细看，就归档了。”
“谁送来的？”
“不知道。文件袋上没署名。”
林远盯着他，“您签了字，对吧？”
李建国没否认。
“现在您还觉得，那是结案？”
老人慢慢坐下，手搭在膝盖上，指节粗大，虎口有道旧疤。
“我以为只是走个过场。可后来……再没人提这案子。我们问，就说‘处理完了’。”
林远收起材料，“打火机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放的？”
“我没法说。”
“但您知道有问题。”
李建国闭上眼，片刻后睁开，“你爸当年查过恒正所，是不是？”
林远没回答。
“他来找过我一次，问拆迁项目的法律顾问是谁。我说是恒正所。他记了，没多问。再后来，他就退了。”
“您知道为什么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事查着查着，人就没了。”
林远站起身，把一张名片放在茶几上。
“如果想起来别的，可以打我电话。”
李建国没看名片，只望着门口。
林远走到门边，手搭上门把。
“周大山在里面十年，背驼了，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。他不是逃，是被按着头认的罪。”
老人没动。
“您当年按的，是手印，还是良心？”
李建国的手突然抖了一下。
林远拉开门，走出去，把门轻轻带上。
楼梯间依旧昏暗，他一步步往下走，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。走到二楼转角，他停下，从口袋里摸出父亲留下的那张纸，展开看了一眼。
2013年3月14日，恒正所转出87万，名义“咨询费”，收款方“宏远劳务”，法人周大山。
他折好纸，放回内袋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王涛发来的消息：“另外两份笔迹，我比对了全市公安系统内部培训样本，第二份和第四份的书写特征，接近预审科陈广平的风格。他去年调去分局档案室了。”
林远站在楼梯最后一级台阶上，抬头看向楼道尽头的小窗。
窗外夜色沉沉，一辆环卫车缓缓驶过，车灯扫过墙壁，照亮了墙角一块剥落的墙皮，边缘翘起，像一张没写完的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