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的武汉，虽已入秋，但长江码头上依旧人声鼎沸，呈现出一派不同于北方的、紧张的繁荣。
在武汉军队秘密北上之后，司令命令杜玉明亲自率领第八集团军军部，十八军，自南昌剿共前线奉命星夜兼程，终于在这一日返回武汉驻地。队伍军容严整，风尘仆仆，很快与留守武汉的装甲第一师完成汇合。第八集团军其余部队则奉命分驻湖北省内各战略要地，整个武汉三镇，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和练兵场，空气中弥漫着备战的紧张气息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遥远的北方。锦州血战之后，残存的东北军主力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，已无力固守辽西，被迫全线退往天下第一关——山海关。这道雄关，此刻已不仅是一道地理界限，更成了一道残酷的政治与军事分界线：关外，是沦陷的故土与肆虐的敌寇；关内，是内战的悲歌。
此时的日军已经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腿，在占领东北之后军人的临时内阁提前转正，东北的沦陷为日军提供了东北沦陷对日军的具体支撑.1,战略资源的补给命脉.能源与矿产：东北的抚顺煤矿（当时亚洲最大煤矿）、鞍山铁矿、本溪湖煤铁复合体，为日军提供了战争核心原料d1931-1945年j间，日军从东北掠夺煤炭约2.23亿吨、钢铁约1100万吨，占其战时同类资源消耗量的30%-40%，直接支撑了军舰、枪炮、弹药的生产。
在农业与经济作物，在经历过了闯关东，东北军几十年的经营，此时的东北已经是华夏的粮仓，日军每年掠夺大豆（占其战时需求的90%）、高粱、玉米等粮食约1000万吨，既解决关东军及本土粮食短缺，又通过出口大豆换取外汇购买战略物资；同时掠夺亚麻、棉花等，满足军服、军工布料需求。
在稀有资源方面掠夺吉林的钼（制造合金钢关键原料）、辽宁的铅锌矿，以及森林资源（大兴安岭木材用于军工建材、铁路枕木），填补了日军稀有资源的缺口。
除了资源方面东北在军事地理枢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：东北与苏联、蒙古接壤，日军在此部署关东军（巅峰时达70万人），构建对苏防御体系（如修筑“满洲筑垒地域”）；同时以东北为起点，1933年侵占热河、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后，关东军主力南下，配合华北日军推进，形成“北稳南攻”的战略格局。
-军事设施与交通：日军在东北修建了5000多公里铁路（如滨洲线、滨绥线）、密集公路网，以及大连、营口等军港，实现兵力、物资的快速转运；还建立了齐齐哈尔陆军工厂、奉天（沈阳）兵工厂等军工基地，直接生产炮弹、步枪、装甲车，成为对华作战的“前线兵工厂”。
-情报与侦察据点：以哈尔滨、长春为中心，设立特务机关，渗透华北、西北等地，搜集中国军队部署、苏联军事动向等情报，为后续侵略行动提供支撑。
工业体系的嫁接，日军没收东北民族工业（如奉天兵工厂、东北纺织公司），改造为军工、轻工业体系，1940年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亚洲（除日本本土）的40%，机械制造能力可满足关东军60%的装备维修需求，形成“掠夺-生产-再掠夺”的闭环。
在经济方面，通过伪“满洲国”发行纸币、垄断金融，掠夺东北民众财富；强制推行“统制经济”，将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军战时体系，使其成为不依赖本土的“独立补给区”，减轻了日军的后勤压力。
劳动力掠夺：强征中国劳工约1300万人次，用于修建军事工程（如边境要塞、铁路）、矿山开采、军工生产，其中约200万劳工死于劳累、饥饿或屠杀（如阜新煤矿“万人坑”）。
组建伪军巅峰时约20万人），负责维持东北治安、配合日军“扫荡”抗日武装，还征调大量民众参与后勤运输、警戒，解放了日军主力用于正面战场，利用东北的资源逐渐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。
在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内，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正相对而坐，惬意地品酌着来自故土的清酒。板垣望向石原的目光中充满了钦佩，正是眼前这个人，与自己一同策划，为帝国打开了全新的局面。
“石原君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。”板垣感慨道。他们二人都清楚地看到，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，国内社会矛盾激化，共产主义思想与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力迅速壮大，严重威胁着东京政府。起初，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计划裁军，但红色运动运动迫使军部不仅延迟了裁军计划，反而为了镇压国内叛乱与应对海外殖民地的反抗，不得不进行扩军。
这正是日本军部乃至内阁的共识。因此，尽管需要抽调力量去围剿日益壮大的红军根据地，日军参谋总部仍不惜在国内组建新的师团负责“治安战”，而将常备师团中的精锐主力，如第10师团、第14师团等，源源不断地增援关东军。他们下定决心，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反对，也必须要将三省彻底拿下，三省是支撑日本帝国未来命运的“生命线”和进一步推行田中奏折里所要实现统一世界野望的战略基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