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野寺辉的办公室恢复了一贯的冷肃,墙上那张巨大的关系图依旧繁复,但关于《青石记》和陆子明的线索旁,已被打上“已处理\/待观察”的标签。他坐在桌前,面前摊开的是一份新的方案——《关于强化基层社区文化引导与管理的试点方案》。他意识到,仅仅在行政层面和文化产品层面进行围堵,如同修剪枝叶,无法伤及根本。他需要将触角伸向更基层的土壤,去影响、甚至改造普通市民的日常精神生活。
他的新方案,核心是在几个重点街区,以“邻里互助会”、“文化联谊社”等形式,建立官方的基层文化组织,通过组织读书会、放映“友好”电影、举办“亲善”主题的社区活动,系统地灌输他们的价值观,同时严密监控居民的言论和思想倾向。
“要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,”小野寺对下属强调,“让我们的叙事,成为他们呼吸的空气。”
与此同时,在同仁堂密室里,陈朔的思路与小野寺不谋而合,但方向截然相反。
“小野寺挫败了一次,下一步必然会试图控制更基础的层面,比如街区、邻里,甚至家庭。”陈朔对苏婉清和沈清河分析道,“他想深耕土壤,排除异己。那我们就让这片土壤,变得让他无法辨认,无法控制。”
他走到药柜前,拉开一个标注着(根茎)的抽屉——这是他自己做的标记,里面存放着几种以根系发达、蔓延能力极强的药材。“我们的‘镜界’,不能只有几棵孤立的树,它必须像这片‘根茎’一样,在地下无声地蔓延,盘根错节,让整片土地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”
新的指令悄然下达。不再是单一的、目标明确的文化产品投放,而是更分散、更生活化的渗透。
在闸北的某个弄堂里,几个家庭主妇在井边洗衣时,闲聊的内容开始从东家长西家短,偶尔会夹杂几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、关于“石生”的歇后语,或者对《青石记》里某句唱词的朴素解读。这些议论无关政治,只关乎“做人要有骨气”、“不能忘本”这些最朴素的道德观念。
在码头上,工人们休息时,流传起几句改编自《青石记》唱腔的、关于“扛包要稳,脊梁要直”的劳动号子。没有人组织,仿佛自然而然就流传开来,成为某种精神默契。
沈清河负责的情报网络,也开始转型。除了获取敌人的动向,更重要的任务是“播种”和“连接”。他手下的节点,利用各种身份掩护——跑单帮的货郎、走街串巷的剃头匠、茶馆里说书先生的助手——在街头巷尾,将那些经过“编码”的市井俚语、民间故事、甚至孩童的顺口溜,悄无声息地散播出去。这些信息碎片本身无害,但组合起来,却能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,形成一种共通的、排外的认知氛围。
苏婉清则专注于技术层面。她利用敌人电台频率的间隙,尝试发送极其简短、经过加密的“信息种子”,可能只是一段特殊的旋律或几个无意义的音节,接收者(通常是安插在敌人基层机构或服务行业的内线)会根据预先的约定,将其转化为一个具体的、微小的行动——比如,在整理文件时“无意中”将某份不太重要的报告顺序打乱,或者在传达某个通知时,“口误”地模糊掉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。这些微小的干扰单个看毫无意义,但积累起来,却能有效增加敌人基层行政的混乱度和摩擦力。
一天,小野寺拿到一份关于某个试点“邻里互助会”的周报。报告显示,活动参与率“符合预期”,居民反应“总体良好”。但在一份附带的、记录居民闲谈的抽样记录中,他敏锐地注意到,有几个老人多次提到“做人不能像无根的浮萍”,并引用了一句来源不明的“老话”——“石在,火种是不会绝的”。
这句话本身毫无问题,甚至可以说是“正能量”。但小野寺却感到一阵寒意。这种话语,与他试图推广的“共荣”、“合作”叙事格格不入,它根植于一种更深沉、更顽固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之中。他意识到,对手已经不再满足于创作一出《青石记》,而是开始系统性地激活和利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文化基因。
他下令加强了对基层言论的监控和记录,试图找出这些“老话”和“俚语”的传播路径。但他发现,这些话语就像野草,春风一吹,便随处可见,根本找不到最初的种子来自哪里。它们仿佛是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呼吸。
同仁堂密室里,沈清河汇报着基层反馈的信息:“几个点的弟兄都说,感觉街坊邻里间,那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多了。虽然日子还是苦,但好像…腰杆没那么容易弯了。”
陈朔默默听着,脸上看不出波澜。“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小野寺会意识到,他面对的不是一股力量,而是一种氛围。他要对抗的不是我们几个人,而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形成的‘水土’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凝重起来:“但这也意味着,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必须更加谨慎。我们的根系扎得越深,就越要防止被敌人从整体上破坏这片土壤。通知所有节点,接下来一段时间,以巩固和隐蔽为主,非必要,不生长。”
无形的根系在地下悄然蔓延,它们不追求破土而出的显赫,只致力于让整片土地,都变得坚韧而排异。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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